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城市功能问题的重要引擎

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是解决京津冀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城市功能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推进大区域协同发展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方式方法很多，在充分发挥行政推动的同时，引入非行政的方式方法，全方位发力，取得的实际成效会更显著。一是坚持京津冀大区域思维。要一体规划，一体配置，一体行动，一体发展，防范出现各自的“趋利避害”。二是坚持市场化思路。以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为引领，以自由市场经济手段对各发展要素进行有效配置，打破行政区化壁垒，打破城乡壁垒，打破利益壁垒，重点打破北京的功能过于集中的经济结构，打破河北的重化工过重的经济结构，打破天津的海洋战略水平低的经济结构，使北京的文卫科技智库优势与河北的地缘优势、天津的海洋资源优势得到有效配置，实现大区域经济一体化、行政文化一体化、人力资源一体化。

存在问题

在京津冀大经济圈内，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明显，各有优异，各有短板，但由于同属一个经济圈，且与全国经济总体阶段性问题具有联动性，也存在共通性问题：

一、市场化扭曲问题。

一是京津冀大区域经济的自由市场化程度不够，存在内部贸易壁垒、技术壁垒、行业和地缘垄断。二是供给老化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的创新性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三是京津冀大区域内市场各经济要素的信息传导出现障碍，上下游交易环节形成非价值规律兑换。四是资金相对过剩，产生的无紧迫感的消费麻木。五是资金相对过剩性与投资承载体（制造业等）低利润性的矛盾，实体经济利润率显著下降，形成资本金在创生价值的实体经济体系外空转，导致资本家缺乏投资意愿，致使资本形成血栓性瘀滞。六是低端产品巨量库存之下，业者急于变现产生的产品价格与价值的超级连锁衰变与拥挤踩踏效应。七是现在时输入性通缩与将来时输入性通缩预期对既往库存的反冲效应。以上多个效应叠加放大，形成了区域经济的“高通涨、高成本与低价格、低资本流通的经济对流现象”。

二、区域经济结构性问题。

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增速问题实际反映的各种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过去的增速过快，实际上反映出区域内各种结构的不合理性，表现在：分配结构、产业及经济结构、货币投放结构和金融体系、环境治理与资源投放结构、科技贡献比例、消费理念和模式等不够优化。例如，在河北经济中，钢铁、水泥、玻璃等产品的产业比例过高，产能在国内及世界的占比很高，环境污染严重，在相关产业链上吸纳劳动力比例也较高，并且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口红利没有了。在上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区域内出现了结构性用工荒，此后农民工的工资翻了几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若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合理了，实现了现代化，就不再需要高速增长，而需要优质增长和精准增长。优质增长和精准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出路，也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化路径。

解决出路

京津冀大区域经济中整体目标是“高端金融+高端制造+高端物流”。京津冀经济的“过去时”是：低端业态，高速增长；经济的“一般现在时”是：低中端业态，中速增长；经济的“将来进行时”是：高端业态，柔性中低速增长，实现合意的经济新常态。

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

长期以来，“三驾马车”和消费端刺激，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演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我们应当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作为提升区域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一是主动顺应经济形态高端化的大趋势。从最为核心的经济的形态升级入手，着力提高科技实力、企业治理结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竞争力，推升产业升级，将核心标定位在“高端制造+高端物流+良性市场+效能消费”上。只有实现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一步升级生产力，才真正算实现了我们的核心战略目标。

二是主动顺应制造业智能化的大趋势。要适应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和网络化”；要主动适应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品的定制化和生产的透明化。

三是主动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人民币的供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供给样式也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其对经济结构升级的巨大融通作用将充分展现出来，将有效提升我们对国际用户的供给质量。

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应当注重系统性和适应性。

一方面，京津冀人口素质、制造业水平、消费水平、东西部发展状况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京津冀大区域又面临着与国内发达地区甚至市场经济国家的激烈竞争，基于这一阶段性现实和长期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应注意系统性和适应性。

京津冀大区域经济的供给侧应分“三端”：高、中、低端，其结构应当合理；需求侧会分“三级”：高、中、低级，其结构客观存在；人力资源也分“三层”：高、中、低层，其结构历史性存在。其中，“高”具有竞争性和方向性，比如，重大前沿科技、智能制造，高端消费品、奢侈品、艺术品，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艺术家；“中”具有基础性和中坚性，如，重化工业、传统制造业，大量日常生活必需品，普通技艺的熟练工人；“低”具有保障性和稳定性，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服务行业、用于满足底层人士温饱的商品、简单技艺工人等。

因此，京津冀大区域经济调整，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消费侧，亦或从人力资源所形成的生产力上，进行全系统优化，都具有历史性，而决非一蹴而就。

这种调整，关键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上下游的适应性和区情的适应性，必须贴近京津冀的现实，紧跟未来发展趋势；核心是素质、品质，也就是说，无论处于哪个层级，“人力与业态”都要形成相应素质，“产品与商品”都要形成较高品质，“整个体系”都要在环境空间允许的条件下运行发展。

总之，京津冀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区域内产能转移和功能疏解，而是实行全区域一体化顶层设计，拿出科教文卫经济社会一揽子解决方案，采取市场化和大行政并用运作方式，做到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协调联动，打造携手共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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